再来一遍刺激的想法是极其危险的。

要让地能够卖得出去，而且能卖个好价钱，有两个主要手段，一是保持房地产市场繁荣，让购买者产生价格以后还要涨的预期。5.中央银行虽然地方政府可以用三大法宝给购买者造成错觉，成功地鼓励开发商和银行追求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为，但在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链条里，有地方政府无法控制的关键一环——资金价格，也就是利率。

同时房地产市场繁荣火爆的景象从东南沿海局部地区开始，逐渐向全国大部分地区扩散，出现了经济基本面比较好的地区价格上涨，经济基本面不太好的地区价格也上涨的局面，甚至一些欠发达地区的价格上涨超过了发达地区。其他数据和上面的计算一样。随着涨价常常是预期的逆转，接着就是价格的暴跌，最后以金融危机告终。从2003年上半年开始，中央银行就开始警告一些地区政府要关注本地区房地产市场过热的苗头，但是各个地方政府几乎众口一词地宣称本地市场健康发展，没有任何问题，甚至出现了官员利用各种机会唱多本地房地产市场的现象，而且越是房价涨得多的地方，政府唱多的腰杆越硬。比如今天晚上政府宣布在明年1月1日，货币贬值一半，那么均衡的结果是明天一早货币就贬值一半了。

从辽宁到海南，我国沿海的13省、市、自治区的平均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407人。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但是在当前的现实中还很难实现，因为通常银行不会允许递增还款的方式，这样做等于要求银行确信消费者未来的收入一定会以某一速度增长，这增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我这里不是鞭打快牛，而是技术性反思。

4、第四个假设，我们如果当初化解金融风险的时候，不是依靠各级政府的注资，而是放开市场准入，让民间资本进来，用执照换不良资产，如果是这样，民间资本进来办银行的话，它会为谁服务？首先为中小企业服务。这几年房地产(行情 专区)泡沫，讲国进民退，有没有金融改革的路径在做支撑？这也是值得反思的。为什么我想起来做这个调研？我们中心另外一个顾问也一个课题，地方政府融资的问题，之所以要求我来，是因为我们在2003年就做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就主张给地方政府开一个正规的发债，2003年我们就提出这个事情，地方政府的债务在将来会有很大的风险，其实当时规模还不是很大。当前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就是预期，最敏感的也是预期，这个预期是对改革的预期。

这一类所谓的金融创新靠什么来解决？必须靠改革，包括财政和金融体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魏加宁出席大会并发表主题演讲，以下为演讲文字实录。

我今天讲的观点和刚才杨总讲的刚好相反，我的题目是《改革与危机赛跑》，以此来判断中国的经济走势。70年代末，中国做了什么事情？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带来了改革开放的高潮，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潮，而且80年出了两次经济过热。二是本人只是学者，并且不在股市上，讲宏观经济与股市无关，讲体制改革与政治无关。当时我1998年陪吴老师调研了浙江，就是如何发展民营企业，吴老师提出了把出口权下放给民营企业。

没有哪一家银行敢以存款人当人质，但是我们的国有银行就敢。我们就提出来它的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这个信贷风险有什么？有两个，第一，要么是商业银行短存长贷，要么是平台短借长投(音译)。但是，它有条件，它能够消费，又有经历和时间了，有去高消费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经济就很可能出现一种看着消费还可以，但是投资上不去，经济上不去，我长期担心的滞胀的局面，或者是中国式滞胀，经济增长速度往下快，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应当说今年年初以来这种迹象有所上升。其实改革与危机赛跑的主题不是我提出来的，我们还担心这个标题领导能不能接受，现在说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看到了危机，如果再不抓紧推进改革，再在那里犹豫，可以说危机为时不远。

今年5月，在银行家杂志举办的金融创新评奖会上，我进一步从动因和原因上做了分类，我认为有两种，一种是源于技术进步，比如说互联网技术，它带动了这种金融创新应该是积极的，针对这种创新，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责就是把监管跟上来就行了。90年代初，美国经济不景气，国内经济掉得很迷，我们展开了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的讲话带来了好转。

为什么1994年研究危机管理？因为我们1988年写过一封信，研究中央政府研究危机管理，结果很不幸，大家知道1989年出了问题。另一方面，利益主体，前不久郎咸平在广东讲很多外资捞了一笔钱走了，他讲的现象是对的，但是原因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要治理我们的结构，不再有行政级别了。

这个一刀切了以后怎么办？需求还在，所以各种金融创新就出来了，所谓信托，所谓理财，包括城投债，各种所谓的创新，实际上你去看最终的投资走向还是给了地方政府，只不过地方政府的债务隐性化了，所以你认为它没有风险，所以有关部门讲到贷款并不是很高，你看不见了。那么金融改革的目标是什么？主要是防范金融风险，促进发展方式的改变。很高兴，东方不亮西方亮，江浙一带的活跃程度在上升，我看好江浙一带。过去30年中国经济经历三次大的高涨。2、加快金融安全网建设。第三次，90年代末，国际上亚洲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国内，中国经济增速防范，中国经济围绕着加入WTO究竟是利大于弊，弊大于利，中国开展了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

进入专题： 改革 。2003年还提了一个事情，当时成立银监会，当我听到这个决策的时候，我连夜赶写了一个报告，要建立存款保险(行情 专区)制度(音译)，这个必须和银监会必须考虑，这本来是央行、银监会、存款保险三个人的事情。

没有办法，我当时分管金融就说金融危机。2009年，大概6月份开始，我们内部报告公开文章就讲要警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

我相信投资就会上来，消费也会上来，经济形势就有可能出现好转，历史经验为证。3、改革预期如果彻底崩溃。

我有一个小师弟最近写了报告，预警金融冲击，引起了领导重视。和其他领域相比，明显的，金融领域的改革走得是最快的，但是反思的结果不是由于我们金融改革走快了，恰恰是由于我们金融思想还不够解放，步伐不够大，方案太保守了，所以才会出现刚才说的这些问题。三是媒体报道一定要让我看一下，避免出错，以前出过这种问题，没有核实的一些数字发表出去了，引起了市场的振荡，所以我希望媒体最好跟我核实一下。还有一种是国退，各级政府的基金应该从竞争性的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中退出来，有专家保守一点，提出要降低国有出口比例，这个在学术界是有共识的，但是从长期来看不是降低几个百分比，就应该是彻底退出。

上个月，而且也就是在这个酒店参加了一次研讨会，我感觉江浙一代的经济最近一个时期可以看出它的活力所在、潜力所在，为什么这么说？我在北京有一个经验，30年的经验，根据我们收到邀请的频率判断一个地方的经济活跃程度和它的发展潜力，我是屡试不爽，这一段时间江浙一代的研讨会也好，这种学术讲座也好，邀请函明显要比珠三角一带多。财税改革，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

第三个利益主体，由于我们的金融机构整体改制上市以后，它追求的都是高端客户，所以里去看现在的机场都是我们这些大银行VIP，他追求高端服务，结果就使得中下层的普通老百姓的金融服务得不到满足，就会出现什么情况？一般的老百姓不一定有这样的金融知识，所以他并不了解这里的真相，结果就把责任推到改革上，使得你进一步改革的阻力加大。关于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也引进了高层领导的重视，必须要解决它要有全面的财政财税改革，要解决财税的改革，要改善转移支付制度，要缩小地方政府的债务包袱。

可事实呢？这些年我们的金融管理整个在倒退，我们的高管是组织任命，这一套东西谁都明白是维持不下去的，人家看出来这套东西玩不下去，又是变成了国有，然后代管给地方政府，代管了国有企业，等于又是政府自己跟自己玩，所以这套体系肯定会出风险。再从媒体的活跃程度也可以看出来，去年十八大之后，我记得咱们《人民日报党报》采访我，我当时正好出国，《人民日报》说可以等，后来我就说我的观点可能比较开放，思想比较活跃一些，《人民日报》的记者跟我讲，你们要相信本报的容忍度，这是去年十八大之后。

我刚才讲的这一圈，老师的话非常正确，随着我研究的时间越长，我发现这句话越有意义，我现在大部分的时间精力在研究改革，包括政府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第二，去年我提出一个观点，如何判断经济走势，我提出了三个情景。再比如刚才讲到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2003年我们就主张给地方政府发债，给它自主发债的权利，但是我们一直不允许它发债，那么它又有大量的现实需求，城市化也好，基础设施先行也好，需要投资，但是没有资金怎么办？先是成立一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最开始是到国开行，国开行是政策性银行，融资的期限比较长，成本也比较低，没有问题，本来2009年的时候，我们把国开行商业化了，结果就是什么？导致了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变成了政策性银行，都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但是今年的1月份，我为了给改革鼓劲，连续写了几篇文章，但是《南方信报》(音译)却不敢报，我是从改革的大局开始着眼。

我还有一个大师弟最近很有名，两年前讲到2013年可能会遇到经济微机，他这个讲座说是内部讲座，他讲的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这个事情使我想起什么？在2009年的时候，大概是三四月份，在人民银行(行情 专区)和银监会联合发文，鼓励发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我们5月份就做了一个调研，后来跑了5个省，我就发现2009年上半年新增贷款增长很快，但是相当一部分实际上都跑到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上。有关部门重视到了以后一刀切，把平台的贷款伐掉了，我说不要一刀切，国开行应该要回到政策性银行，他说不行，现在商业化了，就应该按商业银行管。

经济增速就绝对不是中苏增长，高速增长掩盖下的金融危机、财政风险，乃至社会风险都会统统暴露出来，那么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防危机了。中央银行如何突然手软了？如果现在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央行又有担心，如果我们现在的银行不是过夜的，而是民营的，它敢跟央行叫板了？我们的银行都是有行政级别的，领导都是可能走到政府的层面去的。

我想政府的资金从竞争性的领域退出来，并不是说政府无事可做，政府要办好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是政府职能的延伸，中国的政策性银行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政策性银行比如国开行，现在国开行又要搞国内业务，又要搞国际业务，国内业务、国际业务分开，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日本改了很多年，现在还有专门提供服务的两家，我们中国这么大，多搞几个怎么不可以吗？政府应该多办政策性银行。据我了解，有一些城市银行在外地设的机构有九个是亏损的，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大连的银行到杭州来设银行，为什么杭州人要把钱存到它那儿？据说，国务院分管领导批评过这个事情。